吾于清初大師，最尊顧、黃、王、顏，皆明學反動所產(chǎn)也。顧為正統(tǒng)派所自出，前既論列，今當繼述三子者。

余姚黃宗羲，少受學于劉宗周，純?nèi)幻鲗W也。中年以后，方向一變，其言曰：“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jīng)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jīng)。然拘執(zhí)經(jīng)術，不適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清史·黃宗羲傳》）又曰：“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保ㄈ嫱鄂^埼亭集·黃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經(jīng)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書八種。全祖望謂“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為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羲實開之”。其《律呂新義》，開樂律研究之緒。其《易學象數(shù)論》，與胡渭《易圖明辨》互相發(fā)明。其《授書隨筆》，則答閻若璩問也。故閻、胡之學，皆受宗羲影響。其他學亦稱是。

清初之儒，皆講“致用”，所謂“經(jīng)世之務”是也。宗羲以史學為根柢，故言之尤辯。其最有影響于近代思想者，則《明夷待訪錄》也，其言曰：

后之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chǎn)業(yè)，……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有君也?！煜轮?，怨惡其君，視之為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guī)規(guī)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不當誅?！匀绺溉缣熘彰?，禁人窺伺。（《原君》）

又曰：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蚍欠ㄖ?，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chuàng)之，后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chuàng)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撜咧^有治人無治法，吾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此等論調(diào)，由今日觀之，固甚普通甚膚淺，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則真極大膽之創(chuàng)論也。故顧炎武見之而嘆，謂“三代之治可復”。而后此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jié)鈔印數(shù)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清代史學極盛于浙，鄞縣萬斯同最稱首出。斯同則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設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謂：“官修之史，倉猝成于眾人，猶招市人與謀室中之事。”（錢大昕《潛研堂集·萬季野先生傳》）以獨力成《明史稿》，論者謂遷、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縣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會稽有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學識在劉知幾、鄭樵上。

衡陽王夫之，生于南荒，學無所師承，且國變后遁跡深山，與一時士夫不相接，故當時無稱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獨有所造，其攻王學甚力，嘗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姚江之學，橫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為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為無忌憚之至。”（《俟解》）又曰：“數(shù)傳之后，愈徇跡而忘其真，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為窮經(jīng)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測度，趨入荒杳。”（《中庸補傳衍》）遺書中此類之論甚多，皆感于明學之極敝而生反動，欲挽明以返諸宋，而于張載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學方法，已漸開科學研究的精神，嘗曰：

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諸己而即執(zhí)之，云何得當？況其所為信諸己者，又或因習氣，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漸漬以為己心乎?。ā顿菇狻罚?

夫之著書極多，同治間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猶未逮其半。皆不落“習氣”，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讀通鑒論》、《宋論》，往往有新解，為近代學子所喜誦習。尤能為深沈之思以撢繹名理，其《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皆覃精之作，蓋欲自創(chuàng)一派哲學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fā)現(xiàn)”（《正蒙注》），可謂發(fā)宋元以來所未發(fā)。后此戴震學說，實由茲衍出。故劉獻廷極推服之，謂：“天地元氣，圣賢學脈，僅此一線。”（《廣陽雜記》二）其鄉(xiāng)后學譚嗣同之思想，受其影響最多，嘗曰：“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保ā度蕦W》卷上）尤可注意者，《遺書》目錄中，有《相宗絡索》及《三藏法師八識規(guī)矩論贊》二書（未刻）。在彼時以儒者而知治“唯識宗”，可不謂豪杰之士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