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學視野下的史記與周易春秋

　　司馬遷在《司馬相如列傳》論贊中寫道：“《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碧饭J為《春秋》與《周易》之間有著深層的內(nèi)在關系。而司馬遷本人認為自己撰寫的《史記》是要“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太史公自序》）。從學術思想而言，《史記》與《周易》《春秋》之間存在著深層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受到了《周易》《春秋》的深刻影響。司馬遷的易學思想繼承父親司馬談的家學淵源，而司馬談受教于注重大誼主旨的楊何易學，在司馬遷身上能夠看到楊氏易學的影子?！妒酚洝贰巴ü沤裰儭钡男奘纷谥?，接受了《周易》“通變”思想的影響，其“觀古今之變”“協(xié)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和《周易》“變易”“易簡”“不易”三個層次之間保持著對應的關系。司馬遷通過歷史事件的記載鮮明地透露歷史“長于變”及“其所由來者漸矣”的漸變思想，提出考察歷史要“見盛觀衰”。司馬遷接受《周易》“終則有始”的思想，提出認識歷史要“綜其終始”，《史記》甚至帶有歷史循環(huán)論的色彩。受到《易經(jīng)》卜筮傳統(tǒng)的濡染，《史記》記錄了諸多的卜筮、相事，而且司馬遷都表示了信服的態(tài)度。當然在卜筮之外，太史公相信德性的重要性，也反映司馬遷在天命與人事兩者關系認識上的矛盾?！短饭孕颉诽岢觥啊兑住犯斓仃庩査臅r五行”，司馬遷在《天官書》中探討了天運之變與人事變動之間的關系，有“天人感應”的傾向，但同時也強調(diào)德性在天人關系上的重要性。在人生觀上，《史記》所表現(xiàn)出的“立功名于天下”“見幾而作”“謙讓”“進退盈縮，與時變化”等人生的諸多品格在《周易》思想中都能找到深刻影響的因素?！锻馄菔兰摇匪岢龅摹啊兑住坊肚贰独ぁ贰庇^念對司馬遷夫婦倫理觀影響甚大，從王朝政治的角度來說，夫婦關系處理得當與否是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周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的交換觀念對《史記》的經(jīng)濟思想影響甚大，這在《貨殖列傳》《平準書》等傳記中有鮮明的反映，但司馬遷在當代功利性非常濃重的情境下，又提出了“以禮義防于利”?！吨芤住贰巴瑲w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思想又成為《史記》論學、論治、論術的重要方式，同時《史記》運用較為繁富的《易》語來評價歷史事件或人物，《周易》的憂患意識也滲透在司馬遷《史記》的編撰過程之中。司馬遷從《周易》中吸收營養(yǎng)，形成自己的獨特史觀。司馬遷以孔子作《春秋》的使命感來要求自己編撰《史記》，其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提出的關于《春秋》的一些觀念在《史記》文本中都有鮮明的體現(xiàn)，并在此基礎上有所發(fā)展?！洞呵铩贰吧厦魅踔馈?，在《史記》中表現(xiàn)為對王道核心的“德”“禮”的推崇，特別是司馬遷提出“親民”“禮讓”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表明司馬遷以儒家為主的思想基調(diào)。司馬遷認為《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史記》繼承《春秋》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其“勸善懲惡”的理念、“刺譏”的精神，都表明《史記》的編撰是“述往事，思來者”，可以成為“百王大法”。司馬遷繼承《春秋》“一字寓褒貶”“微言大義”的筆法并加以發(fā)展，尤其從“君子日”形式到“太史公日”形式的發(fā)展，在傳中人物的安排以及篇目的設置上，《史記》表現(xiàn)出子書的鮮明特性。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明也”，在敘事中有所寄托，但《春秋》敘事較為簡單，《史記》在紀事上為繁富。重要的是，司馬遷思想主要寄托在紀事之中，形成了“于序事中寓論斷”的特點：敘小事，以見大處；實錄其言行，以見其人；以事例對比，彰顯其旨；重點人物與事件不斷關注；“重言”使用；借助傳中其他人物的言語來評價人物；等等。這形成其“于序事中寓論斷”的多重具體方式。相對于《春秋》而言，司馬遷的《史記》個人主體性強，主要原因是“發(fā)憤以抒情”思想的滲透。從司馬遷“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的作史目的來看，《史記》的精神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妒酚洝穼嶋H上是一部特殊形態(tài)的思想著作（經(jīng)書）。它秉承先秦的學術傳統(tǒng)，整合百家思想，自鑄偉辭，以演變的歷史和人物的活動為載體，以文學的樣式為表現(xiàn)手段，闡明關于治亂規(guī)律的認識和對天人之際的反思。

　　葉文舉，1974年生，江蘇宜興人，文學博士，現(xiàn)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研究，近年來在《國學研究》《孔子研究》《文學評論叢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