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丹同志自《嘉絨藏族史志》出版后，又一力作《嘉絨藏族民俗志》問世，我讀了書稿很是高興，因為這是我曾支持要求他做的事，而且他對嘉絨藏族有深刻研究，見解也很客觀獨到。他要我為《嘉絨藏族民俗志》寫個序，我心里樂意，但將此寶貴民族文化的集成讀物能否序準和導讀并無把握。不過，當我讀完書稿后心情激動，很想寫一點意見供作者和讀者參考，有些觀點和見解是長期同雀丹同志交談中所獲啟迪的，更是他的敏銳見解給了我一些提示，算作是我們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共同探索和研究。我很贊成雀丹同志有個對民族學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就是民族的存在，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和表現(xiàn)形式。當作為這個民族特有的個性文化消亡了，自然作為這種特殊文化載體的民族也就消失了。在我們中國歷史上不知曾經有過好多個單一民族的涌現(xiàn)，而今卻只有56個，這都是按一定地域、語言、經濟生活及依存關系、最終形成有別于其他群體的獨特文化來識別劃分的.就嘉絨藏族而言，一九五四年前還是按歷史上所指稱的叫“嘉絨族”，新中國建國后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對全國各民族進行識別中，從地域、文化、歷史淵源、語言和宗教諸多方面考證調查，識別原“嘉絨族”其實是古老藏族的一支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后，是中央派我去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宣布這個識別和解釋。因此前一直按嘉絨族所對待的嘉絨藏族，在中央民院還專設有“嘉絨族語言班”，編有“嘉絨族語言拼讀方案”。將“嘉絨族”識別“嘉絨”為一地區(qū)片名，世居其地的藏族，有別地區(qū)方位稱呼便叫稱“嘉絨藏族”，正如世居康巴地區(qū)的叫“康巴藏族”，世居安多地區(qū)的就叫“安多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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