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導論》是一部立場鮮明的著作，具有強烈的反思和批判色彩；同時又是一部與我們頗為知音的實學著作。齊馬抨擊以往的研究者缺乏對自身的理論結構的反思，他本人由德國批判理論出發(fā)，主張在和其他學科的對話中發(fā)展自身、反省自身，又特意向格雷馬斯等法國符號學家借鏡。但是他的根底，還是奧地利學者對于多語言世界狀況的敏感，對于符號本身自治性的自覺意識，這種意識既體現(xiàn)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上，也體現(xiàn)在霍夫曼斯塔爾、穆齊爾、卡夫卡等的文學作品中，它構成了所謂現(xiàn)代性或后現(xiàn)代性的實質，也就是齊馬教授所謂的“辯證的曖昧”。正如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族語言，理論建構其實也是和民族性息息相關的，我們可以想象，正是中歐的語言混雜狀態(tài)導致了對語言混雜的反思，又通過語言的混雜性來反觀世界，就造成了別具一格的視角。因此，齊馬對當代思想元素的綜合，也是自身最深刻的內在性的外化，這種立足于本民族、本地區(qū)文化血脈的綜合方式，正好與我國學者的努力合拍。即我們的比較文學理論建設也是一開始就從“國情”出發(fā)，力求把法國和美國的學派理論消化為具有超越性的“跨”界認識，方求找到一種比較文學的“中國模式”，以實現(xiàn)中國比較文學話語的本土化目標。而且齊馬所主張的“確定比較文學立足點和研究對象的理論、方法論建議被具體提出后，如此的反向構思才有可能”，以及“只有在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范圍沒有泛濫到無止境的情況下，對于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更新與鞏固才有可能”等種種建議，也同我們正在討論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認，謠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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