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與文化意識

　　儒者之儒學與只是專家之儒學卻是兩個本質(zhì)不同的概念。專家之儒學，恰切地說，當是專家之儒學研究的概念，實乃是一專業(yè)的研究，僅止于了解，猶如外科醫(yī)生之解剖人體一樣，所解剖之人體與其自家生命、人格了無關(guān)系，醫(yī)術(shù)高超的外科醫(yī)生完全可能是一個人格低劣者。專家之學成就的是知識，對其自身則并無知行合一的要求。儒學在他那兒，只是一專業(yè)業(yè)務(wù)，至現(xiàn)代甚或只是一職業(yè)的存在，古代之所謂稻梁謀或利祿工具。其優(yōu)秀者所成就的學術(shù)體系，“亦只是一些語言文字與掛空的思辨”。儒者之儒學則不止于了解，必下學而上達、窮理以踐形盡性，即儒學內(nèi)在化而與其生命一體共在。此所以古代學者若知行割裂不一者，亦必遭“曲學”、“偽學”、“假道學”的攻訐刺譏。儒者之儒學成就的是生命的學問之全體大用。由于儒學以人禽、義利、夷夏之辨為三大原則，而且“自孔孟始，即以歷史文化為其立言之根據(jù)”，其實亦為其生命之所依所根，因此儒者的生命亦必深具文化意識而同體存在。而凡逢歷史變局，儒者儒學的這個“生命性”和“文化性”，尤為豁顯，尤為強烈，故都會有儒者挺身赴難，此已為宋元之際、明清之際的儒者所證明了的。至于能否表現(xiàn)這個“生命性”和“文化性”，亦是對儒者之儒學的醇駁真?zhèn)蔚目剂颗c檢驗。

　　羅義俊，上海社會科學院終身研究員，浙江寧波人。1944年生于上海。兼治中國史學和中國哲學。自1979年接觸牟宗三、唐君毅著述，寢饋當代新儒學三十年。為大陸最早正面介紹當代新儒家的學者，并首先引介牟宗三著作在大陸出版。參與重印《十力叢書》，任其學術(shù)顧問。著有《漢武帝評傳》、《老子入門》、《錢穆學案》及編著《評新儒家》等。合著多種。另著儒學新儒學論文有《中國道統(tǒng)：孔子的傳統(tǒng)》、《中國儒學：大綜和系統(tǒng)》、《群龍無首與各正性命》、《論董仲舒“素王”觀的現(xiàn)代意義》、《范仲淹與北宋前期儒學復興》、《黃宗羲現(xiàn)象與明夷待訪錄》、《宋明理學的幾個問題與牟宗三的通釋》、《儒門安身立命兩原則與心的自覺》約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