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巨典：《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化

　　公元前6世紀前后的幾百年間（即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稱“軸心時代 ”），南亞的印度人、西亞的希伯萊人、南歐的希臘人和東亞的中國人，在各自歷經長時段的文明積淀之后，不約而同地達到文化史的一個臨界點—— 人們已不滿足于對現(xiàn)實的直觀反映，而致力于對世界的本質和運動規(guī)律的探索，并思考作為實踐與思維主體的人類在茫茫時空中的地位，開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膚淺的、辯證的而不刻板的關于宇宙、社會和人生的學說，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將其記載下來，從而使得此前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散漫的宗教、科學、文學、史學、哲學成就得以凝集、綜匯和升華。這些第一次強有力地歌詠出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為數(shù)有限的典籍，可以稱為“文化元典”。 如果說，《吠陀文獻》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書》是波斯元典，《理想國》、《形而上學》等先哲論著是希臘元典，《圣經》是猶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華文化系統(tǒng)中，堪稱“元典”的，首推《詩》、《書》、《禮》、《易》、《舂秋》等“五經”。被儒家尊為經典的《論語》、《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為經典的《老子》、《莊子》，被墨家視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韓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苿?chuàng)始之作，如軍事家鼻祖《孫子兵法》、醫(yī)學寶典《黃帝內經》也可排人“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統(tǒng)薈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創(chuàng)性，其主題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著立足于現(xiàn)實基礎上的超越性，它們的思考指向宇宙、社會、人生等普遍性問題，在回答這些普遍性問題時，所提供的并非實證性結論，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條，而是開放性的框架，有著廣闊的“不確定域”，從而為歷代閱讀者和解釋者保留了“具體化”和“重建”的無限空間，使之可以縱橫馳騁，這便是所謂“《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春秋繁露·精華》），以至在兩千余年間，元典常釋常新。一部中華元典詮釋史與整個中國文化史的進程相伴相依?；楸砝?。 歷史的辯證法反復昭示：發(fā)展不是簡單的生長和增進，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線式進步，而是通過一系列螺旋式圈層實現(xiàn)的。這樣“回復”便不總是重復往昔，而可能是一種上升的形式，是“喚醒”事物在其開端時即已蘊蓄著的可能性的一種形式。作為由具有自覺意識的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化，也生動地展現(xiàn)著螺旋式的發(fā)展軌跡，如歐洲“文藝復興”的崇尚古希臘、“宗教改革” 的服膺《圣經》，便是對“元典精神”的發(fā)展和再造，而歐洲文化正是在這種“回復”中贏得歷史性進步的。這種向“文化元典”汲取靈感，獲得前進基點的現(xiàn)象在中國也多次出現(xiàn)，著名的“古文運動”便是典型事例?？贾灾袊F(xiàn)代思想文化史，這種“返本開新”、“以復古為解放”，即回歸元典精神以求新變的情形也俯拾即是。當然，現(xiàn)代化是一個文化轉軌過程，充滿變異與新生，現(xiàn)代生活好比一臺巨大過濾器，對往昔文化傳統(tǒng)或放行，或阻遏，于棄取間行揚抑之道。近世中國人立足于文明轉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會實踐，選擇中華元典精神里的變通哲學、憂患意識、華夷之辨、革命觀念和民本思想，并與外來西學的相關部分彼此激蕩交融，從而鍛造出在近世中國發(fā)揮巨大作用的社會變易論、社會救亡論、民族國家論、社會革命論和民主主義?？梢姡渚竦倪x擇性發(fā)揚和創(chuàng)造性轉換，是近現(xiàn)代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一題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復探討和力加實踐的。 我從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處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興的是，河南大學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叢書”，這使我頓覺良師益友在側，其歡欣鼓舞自不待言。該叢書將先秦時期應運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詮釋，并闡揚其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及中國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響，從而揭示今人精神之來源，民族文化之來龍去脈。這套叢書旨趣高遠，而行文切實，為一雅俗共賞佳品。主事者今囑余為之序，特撰上述，以謝盛意，并藉此就教于叢書作者和讀者諸君?！段男牡颀垺肥俏覈乃嚴碚撌飞系囊徊科鏁?，但由于其離我們年代久遠，相對而言，其文字艱澀，內容深奧，現(xiàn)代極少有人能輕松理解。本書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各位讀者介紹并解讀。全書以劉勰的生平故事開篇。

　　戚良德，1962年生，山東沂水人。山東大學中文系1981級本科生，1985級碩士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98年3月至2001年2月為韓國建陽大學客座教授。現(xiàn)為山東大學文學院剮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心雕龍》和中國文藝學，出版有關論著100余萬字。代表作有《歷史的選擇—一關于的美學研究》、《文心雕龍學綜覽》（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