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在中國長期以來被涂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人們把它視為禁區(qū),諱莫如深。實際上這一現(xiàn)象從古至今都客觀存在著,它是不容回避的,應該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心與重視。本書由劉達臨、魯龍光教授主編而成,分析古代與現(xiàn)代的同性戀者,并從臨床心理學及社會學角度上做了2000多例調查分析,希望人們能以正確的態(tài)度對待同性戀者,使他們從自卑、屈辱甚至絕望的心理中解脫出來。 中國同性戀現(xiàn)象研究概況和原因 1980 年代以來,同性戀研究、同性戀與公共政策話題在中國(大陸)逐漸成為社會熱點和關注領域,出版了數部研究專著,部分媒體對同性戀問題也開始予以正面報道,其主要事件有: 1981年,《大眾醫(yī)學》發(fā)表張明園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xiàn)象的文章。 1985年,《祝您健康》發(fā)表阮芳賦《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視同性戀為正?,F(xiàn)象。 1990年,顧學琪對上海111名男女同性戀者進行調查,并于次年發(fā)表研究報告。 1991年,中國健康研究所在所長陳秉中及其助手萬延海等人開始針對同性戀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及研究。 1992年,潘綏銘對北京等4城市同性戀性者的行為進行調查,該項目被列入國家艾滋病防治項目;同年,李銀河和王小波同性 戀個案訪談研究《他們的世界》出版。 1994年,張北川同性戀理論研究專著《同性愛》出版。 1994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 1995年,蕭乾《一個值得正視的社會問題〈同性愛〉(張北川著)讀后》一文分別在香港、大陸《文匯報》發(fā)表,文章介紹了我國艾滋病流行的嚴峻前景,提出對同性戀人群應“給以理解”,呼吁“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并促使它早日獲得妥善解決”。同年,方剛紀實文學《同性戀在中國》出版;《人之初》雜志發(fā)表中國大陸同性戀者自述《渴望幸福》;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倫理學》出版,該書從倫理學角度,對人類性取向、同性戀現(xiàn)象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把同性戀道德化、疾病化的觀點進行了分析和批判,該書還從倫理學角度論述了艾滋病與性及性少數人群的關系。 1997年,張北川工作組開展對同性戀的調查研究,并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開展針對同性戀人群的健康干預項目。 1997年8月-1998年2月,專業(yè)報刊《精神衛(wèi)生通訊》對同性戀進行了開放性的大辯論。 1998年,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出版,這是在個案積累和研究的基礎上對《他們的世界》的增補。 1998年2月,面對同性戀群體的健康干預項目《朋友通信》問世。該項目目前已得到了國內科學界、衛(wèi)生部有關部門和大量同性戀者的支持,是我國最有影響的此類項目之一。 1998年3月27日,《南方周末》第2版發(fā)表魏宏嶺《關注同性戀》一文,提出對同性戀人群的寬容和歧視問題。 1998年4月18日,《人民日報》第7版《直面轉型期社會》一文,對潘綏銘在“中國艾滋病高危群體研究”等“一些鮮有學者關注的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績”給予肯定,并肯定了有關特殊人群性學研究的價值。 1998年5月31日,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人生熱線》欄目直播了關于同性戀話題的專家訪談。 1998年,《希望》雜志第6期以21個頁面推出《認識同性戀》專欄,發(fā)表了馬曉年等專家和4位同性戀者的文章,對同性戀者肯定和接納自我具有重要意義。 1998年11月,邱仁宗主持的《中國婦女與女性主義哲學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其中有“同性戀專題研討”單元。 1999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面向21世紀的女性研討會”——女性主義者與女同志之間的對話》在京召開,雙方就共同關注的平等、尊重等話題作了較深入的對話與交流。 1999年11月,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xié)主辦的北京香山科學會議上,張北川編輯了《遏制中國艾滋病流行策略》參會文集,旨在引起科學界、國家有關部門及高層領導對同性戀與艾滋病防治工作公共政策的注意。該文集包括張北川項目組對中國大陸同/雙性戀、與男人有性關系的男人艾滋病高危行為及影響因素的’98調查和’99調查;不同專業(yè)的專家學者從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女性主義等角度對同性戀問題的研究和思考;同性戀人群對有關自身各種問題的認知與思考。 2000年3月,人民日報內參介紹了張北川及其主持同性戀人群健康干預項目《朋友通信》。 2000年,面向國際社會的《華聲月報》第5期刊發(fā)了署名記者鄧梅芳、榮維毅《中國同性戀人群新調查》,是在主流媒體上對同性戀諸問題正面的報道和探討;這是我國面向國際社會的主流媒體首次以大篇幅刊發(fā)此類文章。 2000年11月,“同性愛/艾滋病議題暨《朋友》項目研討會”在京召開。該次會議實現(xiàn)了我國非政府組織與同性戀者的首次正面交流。 2001年4月,中華精神科學會通過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山東科技出版社,2001.4),不再籠統(tǒng)地把同性戀認定為“精神障礙”(或稱“心理變態(tài)”、“性變態(tài)”),僅在個體對自身性取向的認同或適應不良時才認定為精神障礙。 2001年10月,《關于同性愛/艾滋病問題的共識與建議》向多學界、媒體發(fā)放。該文獻從多方位提出了維護同性戀者權益的主張。文獻約10個學科和社會人士90余人聯(lián)署。 2001年11月,“第一屆中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召開,對男男性接觸者與艾滋病流行關系進行專題討論。10余位同性戀者參與會議。榮維毅就《艾滋病防治與同性戀者的生活與權利》發(fā)言。 2001-2002年,由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項目辦公室資助的4個針對男同性戀人群的項目在云南、四川、北京和青島啟動。 2002年6月,中國艾協(xié)對數省市40多位同性戀志愿者進行了艾滋病防治知識培訓。 據筆者看,同性戀研究在中國受到關注的原因包括: (1)改革開放以來國際交流日益擴大、國內環(huán)境日趨寬松,使同性戀人群之間、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之間、同性戀者與學界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有助于促進專家和大眾消除對同性戀的神秘感和誤解;(2)在逐漸了解國外同性戀狀況以及同性戀研究成果的同時,國內同性戀人群日趨活躍,自身權利訴求必然會表現(xiàn)出來而引起社會關注; (3)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在中國的發(fā)展,使主流與邊緣、權力與平等、歧視與反歧視等話語和理論框架題,成為探討同性戀問題的參照系,促進人們對同性戀現(xiàn)象的理解和思考; (4)在整個世界和中國面臨艾滋病威脅的嚴峻態(tài)勢下,作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之一的同性戀人群,在中國引起特別關注,引起涉及同性戀公共政策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