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愛大德

　　美德是可以培育的，我相信這一點，而且榜樣有著比書本更大的作用。那么一本美德論著會有什么用處呢？它的用處也許在于：試圖理解我們應該做什么，應該是什么或體驗什么，這樣至少在理智上，我們能夠衡量和美德之間的距離。這件工作雖然微不足道并且做得很不夠，卻是必不可少的。哲學家們是小學生（只有智者才是大師），而小學生需要書本：所以當手頭的書使他們不能滿足，或者不堪重負的時候，他們往往就寫起_書來。然而對于每個人來說，有什么書比一本道德論著更為迫切的呢？在道德之中，又有什么比美德更值得關注呢？和斯賓諾莎一樣，我不認為揭露壞事、邪惡、罪孽有什么用處。為什么總是指責、總是揭露呢？這是陰郁者的道德，是一種可悲的道德。至于善，它只存在于必然是數(shù)量眾多的、超越了一切書本的善行之中，以及存在于同樣不止一種但無疑不那么多的良好心態(tài)，即傳統(tǒng)上所指的美德（這就是希臘語中arete一詞的意義，拉丁文譯為virtus），也就是優(yōu)點之中。 一種美德是什么呢？這是一種起作用的，或者能夠起作用的力量。正如一種植物或一種藥物的功效在于治療，一把刀的功效是切割，或者一個人的美德是要使舉止行為符合人道一樣。這些來自希臘人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事物的本質(zhì)：美德就是能力，而且是特有的能力。鐵筷子屬植物的功效不是毒芹的功效，刀的功效不是輪子的功效，人的美德不是老虎或蛇的美德。一種存在物的功效，就是發(fā)揮它的價值，換句話說是發(fā)揮它最特有的優(yōu)點：好刀就是削鐵如泥，好藥就是藥到病除，好的毒藥就是使人一吃就死…… 人們會注意到，從第一個，也是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功效與其用途無關，正如與它要達到的或為之服務的目的無關一樣。刀在殺人犯手里的功效不比在廚師手里小，救命的植物也不比毒死人的植物更有功效。當然，這種看法并非無視一切規(guī)范的目的：無論在什么人的手里，對于大多數(shù)用途來說，最好的刀就是最鋒利的刀。它特有的能力同樣決定著它特有的優(yōu)點。但是這種規(guī)范性始終是客觀的，或者說在道德上是無關緊要的。刀只要實現(xiàn)其功能即可，用不著評論，正因為如此，它的功效才當然和我們不同。一把最鋒利的刀落到壞人手里，不會因此就不那么鋒利了。功效就是能力，而能力就可以產(chǎn)生功效。 然而對人來說并非如此。對道德來說并非如此。如果說一切存在物都有其特殊的能力，它以此與眾不同或出類拔萃（例如一把最鋒利的刀，一種最有效的藥……），我們就要問什么是人的特有的優(yōu)點。亞里士多德②的答復是人與動物的區(qū)別所在，換句話說是有理性的生活。然而僅有理性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欲望、教育、習俗、回憶……一個人的欲望與一匹馬的欲望不同，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欲望與一個野蠻人或無知者的欲望也不同。因此像一切人性一樣，一切美德都是歷史的，兩者不斷地匯合在有道德的人的身上：一個人的美德，就是使他變得人道的一切，或者不如說是他在顯示其特有的優(yōu)點時的特殊能力，也就是（從詞的標準意義上來說）他的人道主義。人道永遠不會過分……美德是一種存在的方式，亞里士多德這樣解釋，不過這種方式是后天獲得的和持久的：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這個樣子（也是我們能夠做到的） ，因為我們變成了這個樣子。那么沒有其他的人又會怎樣呢？美德因此產(chǎn)生在人類化（作為生物學現(xiàn)象）和人道化（作為文化需要）的交叉點上：這是我們?nèi)说赖卮嬖诤托袆拥姆绞?，也就是（既然在這個意義上人道主義是一種價值） 我們正確地行動的能力。蒙田說“再也沒有比人行事的正確和妥善更動人和正當?shù)牧恕?。這就是美德。 希臘人和蒙田教給我們的這些道理，在斯賓諾莎的著作里也能看到：“ 我認為美德和能力是一回事，也就是說，作為與人的關系而言，美德就是人的本質(zhì)或本性，因為人有能力做某些僅從他本性的規(guī)律才可認識的事情?！?我要補充的是也可從他的歷史的規(guī)律（不過對于斯賓諾莎來說，他的歷史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來認識。從廣義上來說美德是能力，而從狹義上來說，美德是人道的能力，或者人道主義的能力。這也就是人們所稱的精神美德，如蒙田所說，它們使一個人顯得比另一個人更人道或更優(yōu)秀；而沒有它們，就如斯賓諾莎所說，我們將被看成是不人道的人。這必須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欲望為前提，這種欲望當然是歷史的（沒有天然的美德），沒有它，一切道德都不可能存在。人道主義造就了自身，我們應該與它的目標相稱。 從亞里士多德以來，人們就一再說，美德是一種后天獲得的行善的心態(tài)。不過應該進一步說，它就是善的本身，的確如此。沒有只需要認識和應用的絕對的善、自在的善。善不是冥想出來的，是要去做的。這就是美德：為人處世要盡力做好，這種努力本身就包含著善。這方面出現(xiàn)的某些理論問題，我已在其他地方加以分析。本書只是研究實用的道德，也就是美德。美德，或者說一切美德（因為美德有多種，人們不可能只把它們歸結為一種，也不會滿足于其中的一種）是我們的精神價值，人們可以這么說，但是我們要盡可能使它們具體化，體驗它們并化為行動：它們總是單數(shù)的，就像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它們總是復數(shù)的，就像它們所反對或糾正的一切缺陷。這些美德就是我現(xiàn)在研究的對象。不過我的意圖并非提及所有的美德，也不是對其中之一進行徹底的研究。我只想指出那些我認為是最重要的美德，它們是什么樣子，或者應該是什么樣子，以及是什么使它們變得永遠是必不可少而又難以做到。正因為如此，這本論著才雄心勃勃地用書名指出了要研究的對象，而在內(nèi)容方面則有種種局限。 我是如何進行的呢？我曾自問，一個人的身上有了什么樣的心態(tài)、精神狀態(tài)或性格傾向，就會使我在精神上更尊重他，而相反地沒有這些，我對他的尊重就會減少。由此得出了一張共有30來種美德的清單，我刪去了可能會與另一種重復的美德（如善行和慷慨，或者正直和正義），以及一切我通常不認為必須要研究的美德。這樣剩下了18種，也就是說比我起初預料的多了不少，可是我無法再刪了。因此我在研究每一種美德時不得不盡量簡明扼要，這種限制也成了我的研究計劃的組成部分，始終支配著計劃的實現(xiàn)。本書是面向廣大讀者的。專業(yè)的哲學家也可以閱讀，但是不要在書中尋求淵博的學識或者徹底性。 書從還不屬于道德的禮貌開始，以已經(jīng)不再是道德的愛情結束，這當然是有意安排的。此外，選擇的秩序并非純屬偶然，與其說是出于不知什么樣的進行推論或劃分等級的意愿，不如說更是出于一種時而是教育上的、時而是倫理或美學上的直覺或需要。一部美德論著，尤其是像本書這樣的淺論，不是一個道德體系，這與其說是理論的，不如說是實用的道德，與其說是思辨的，不如說是活生生的、盡可能去做的道德。然而在道德里，有什么比實用和活力更為重要的呢？ 像往常一樣，我引用了許多別人的話，而且太多了。這是因為我想寫一本有用的，而不是簡明的著作。出于同樣的原因，我不得不列出所有的參考書目，以致使頁面下方的注釋大為增多。誰都沒有義務去看這些注釋，開始時甚至最好把它們丟在一邊。把它們列出來不是為了閱讀，而是為了工作；不是給讀者看，而是給不同年齡和專業(yè)的大學生看的。至于內(nèi)容，是傳統(tǒng)向我提供的，我只是重新使用，因此不想裝出是我發(fā)明的樣子。這并不是說在這部作品里我毫無自己的見解，相反！但是我們永遠只能擁有在依靠別人或反對別人時所得到的、改造過的和變化了的東西。一本美德論著若是追求獨特性或創(chuàng)新，不可能不成為笑柄。何況與大師們在他們的陣地上較量，與出于不知什么從未見過的意志而逃避一切相比較，要有更多的勇氣和更多的價值。不用追溯更遠，最優(yōu)秀的頭腦對美德的思考也已有2500年了。我只想以自己的方式和手段來繼續(xù)他們的努力，并在必要的時候依靠他們。 某些人會認為我在做一件自高自大或天真的事情。后一種指責對于我是一種恭維。至于前一種，我擔心是一種誤解。就美德進行寫作，對從事這一冒險的人來說，更是一種永久的、自戀的創(chuàng)傷，因為這會使他不斷地，而且非常深刻地看到自身的平庸。每一種美德都是兩種缺陷之間的一座頂峰，兩個深淵之間的一條山脊：例如勇敢位于怯懦和魯莽之間，自尊位于討好和自私之間，或者溫和位于憤怒和冷漠之間……可是誰能永遠生活在頂峰上呢？ 想想各種美德，就是衡量我們的差距。想想它們的優(yōu)點，就是思考我們的不足或無能。這是第一步，也許是人們所能要求一本書做到的惟一的一步。其余的需要體驗，一本書怎么能代人去做呢？這并不意味著它永遠無用，或者在道德上沒有意義。關于美德的思考不會造就有德行的人，無論如何都顯然不足以做到這一點。然而這種思考畢竟培養(yǎng)了一種美德：這就是謙虛。它在面對豐富的物質(zhì)和傳統(tǒng)時是指精神而言，在面對我們幾乎永遠缺乏一切美德這個明顯的事實時又是專指道德而言的。我們不可能甘心失去一切美德，但對于美德之少又無可奈何，因為這是我們造成的。 這本美德論著只對缺乏美德的人有用，這使它擁有非常廣泛的讀者，也能使敢于寫它的作者得到諒解，因為他并非不顧自己沒有資格，而正是由于沒有資格才來寫這本書的。我在寫作時感受到極度的快樂，我認為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至于讀者們的快樂，如果它有的話，只會使我倍加快樂，這不再是寫作而是感激了。所以我要對他們表示感謝。

　　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畢業(yè)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現(xiàn)為巴黎大學哲學教師，已經(jīng)發(fā)表的著作有《伊卡洛斯的神話》（1984）、《維克多·雨果之墓》（1985）、《一種哲學教育》（1989）、《愛的語言》（1991）、《我們?yōu)槭裁床皇悄岵傻男磐健罚?991）、《“我不是哲學家”：蒙田與哲學》（1993）、《價值和真理》（1994）等等，其中一些已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