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仁義

　　自孔子以后，儒家確立，儒學成了中華古典文化的核心，二千五百年來深入人心，為人們的道德規(guī)范。更由于有了儒家思想，才凝聚了中華民族。翻看甘五史，不管是哪個族的人為君，無不推尊孔子和儒學，這就明白地表明中華民族是由儒家思想為基礎(chǔ)的中華文化統(tǒng)一起來的。認同中華文化，崇信孔子和儒學，就是中國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話可為典型：“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皇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娲髳偅唇鬃訌R?！保ā哆|史·列傳·宗室》）這說明遼太祖并沒把自己視為邊荒之外的人，而認定自己是“中國”——華夏的一員，是推崇中華各族共尊的文化的人。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團結(jié)、鞏固，儒家思想的歷史功績是超卓的。儒家的學說，對現(xiàn)代與未來都仍有它積極的作用亦毋庸置疑。我上學前，先母授《三字經(jīng)》等舊開蒙讀物，算是受儒家思想熏染之初。五歲人北平惜陰小學，使用的第個鉛筆盒中間印的就是孔夫子像，至今憶之，宛然在目。真正老老實實讀孔、孟和儒家經(jīng)典，應從1956年上師范時至今，累四十多年了。雖也寫了幾部書，坦白地講，我至今讀古書也離不開工具書，我絕不敢說我對儒家什么什么經(jīng)無誤地讀懂了——要說出這樣個“懂”字豈是容易的。不在小學上下苦功夫，讀古籍是弄不明白文意的，更甭說研究了。治古代文化，治儒學，必須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去做學問，才能避免曲解古文，才是對民族文化遺產(chǎn)負責，對讀者負責。所以，我寫這套書，首先是對我引來要說的古籍原文作疏通，然后再闡說，從而表達我的觀點，故名之曰“通說”。我認為傳統(tǒng)的注疏形式是好的，對古籍句句不漏地保存，讀者便可以把上下文都看到，想斷章取義地曲解去欺騙讀者就辦不到了。故，這套書中，對幾部古籍都是全文通說，有的書如《忠經(jīng)》、京房《易傳》（輯錄）等還是近現(xiàn)代沒人研究和作過注疏的。我寫此書，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深入淺出——在我對古籍原文的深入理解，自己弄明白了其義之后，用淺近的話寫出來。還要說句坦白的話：我寫得很累！比用文言或半文言式的文字寫，要費勁得多！有時候用白話闡說一句古文時，我久久地握著筆，不敢往稿紙上落。闡釋古文，與翻譯外文，同樣是極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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