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聯系，帶著一身傷痕回到了福州。這時，中學同學、好友傅衣凌正好從廈門回來度假，他們相約到烏石山圖書館去看書。他發(fā)現，入獄前開始的中國思想界的哲學論戰(zhàn)，仍在激烈地進行。面對資產階級考學教授張東蓀等著名學術權威，鄧拓毫不畏懼。1933年10月，他以“鄧云特”為筆名，在《新中華》半月刊上發(fā)表《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一文，駁斥張東蓀“辯證法在人類歷史上已成為過時的古董”的唯心主義觀點，鄧拓在文章中明確指出：“每一事物本身就是充滿著矛盾。它的發(fā)展就在它的本身內部矛盾的量的積蓄而達到質的轉變?！薄拔ㄎ镛q證法從關聯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為一切事物是互相關連的，唯物辯證法從對立的統(tǒng)一的，矛盾的運動和變化中，歷史的發(fā)展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為一切事物本來是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的，運動與變化的，因循發(fā)展的。唯物辯證法能夠符合這些客觀規(guī)律，這就是它所以能夠成為正確的科學方法的推一理由?！薄稗q證法乃自然界，人類社會及思維的一般存在運動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們應用它可以認識，把握一切客觀事物。”當時鄧拓才21歲，能寫出如此高水平的論著顯示了他的理論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1933年11月20日，福州城發(fā)生了著名的“閩變”。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公開宣布和蔣介石決裂，成立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鄧拓立即參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擔任文化委員會專員兼外交部秘書，負責宣傳聯絡工作。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人民中掀起抗日反蔣的熱潮，民眾革命思想高揚，引起國民黨右派的極度恐慌，調集大批軍隊進攻福建，日本帝國主義也公然出兵相助。內外夾擊，福建人民政府終于寡不敵眾，于次年1月宣告失敗?！伴}變”失敗后，鄧拓受到通緝，被迫回到上海，在老同學的幫助下，在浦東中學教了幾個月書。這期間，他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參加了薛暮橋、孫冶方等組織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活動。秋天，在河南省政府任職的大哥鄧伯宇從河南來信，讓他去開封繼續(xù)學習。鄧拓在上海一時找不到黨的組織，想完成學業(yè)，回原校是不可能了。于是，他給大哥回信：“中州也許是小弟的安身之所?！编囃貋淼介_封，插班進了河南大學歷史系。當時歷史系主任是羅仲言，即羅章龍，在德國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羅章龍親自講授《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課，此外，30年代一些著名學者如李達、范文瀾、鄧初民等人也先后到河南大學講授哲學、歷史等課程。鄧拓在這里廣泛吸取各種知識，同時開始進行歷史研究和著述。1935年、1936年間，他以鄧云特為筆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四期連續(xù)發(fā)表了兩篇文章：《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和《再論中國封建制的“停滯”問題》。當時托派分子嚴靈峰、任曙和國民黨文人陶希圣、胡秋源等人斷言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已進入“商業(yè)資本主義”，妄圖否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性質，進而否定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鄧拓的兩篇文章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予以駁斥。他說：“商業(yè)資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產方式，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價值，它只有附就于既存的生產方法而活動?！睔v史上根本沒有存在過什么“商業(yè)資本主義”，更得不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封建制度已經不復后記：希？br>杜導正寫鄧拓而冠以“才子”，是恰如其分的。我與作者，都是多年鄧拓的老部下，在他掌舵的《晉察冀日報》做編輯做記者。我們都知道，他并不像曾被指責的那樣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更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恰恰相反，自投身革命的那天起，他的生命便與政治緊緊相聯。在同時代的革命者當中，他當之無愧地是一位具有很高理論、文化素養(yǎng)和政治敏感的人。鄧拓青年時期，雖以詩文見長，但是他最大的興趣卻在歷史和哲學，并取得了甚高的造詣。在人才輩出的30年代，他的《中國救荒史》橫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以歷史的豐厚底蘊來研究哲學，使他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后，更具有了嚴密的邏輯思維。這一切，使他在盧溝橋事變進入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后，如魚得水般地施展才華，顯露才華，順理成章地成為聶榮臻、彭真麾下理論、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期間，他在1942年使撰寫出了《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這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系統(tǒng)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論著之一，而由他主編的《毛澤東選集》更是中共第一部毛澤東的選集。這一切，顯示了他的才華與政治家的眼光。新中國成立后，在他擔任《人民日報》任總編輯的十年間（1949－1958年），他的政治家辦報的素質沒有改變，他對國內外事物繼續(xù)保持著獨立思考的良好習慣，他的政治頭腦相對清醒些務實些，他對領袖的指示，不那么一味盲從，因此在那極不正常的政治風云中，他處處不得歡心，處處使人覺得礙手礙腳，好了，他的抱負與才華，被卷走了，被淹沒了。最后，他只能背著“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的指責黯然離開了《人民日報》。在鄧拓告別《人民日報》之前，他曾面對一座寺廟發(fā)出感慨：“如果允許的話，我真想留在這寺廟里多讀些書，多寫些文章?！睔w隱之心躍然紙上。在離開《人民日報》的那一年，他兼任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他曾計劃要寫一部《中國繪畫史》。這一決定，也許是他歸隱不得而轉求心境平靜的無奈。但是鄧拓不是沈從文。同樣在30年代才華橫溢的沈從文，從文學殿堂退出后，把所有精力轉入到撰寫《中國古代服飾史》一書中，而鄧拓的《中國繪畫史》雖然沒有寫成，但卻給后世留下了洋溢著對現實的憂慮和批判以及沉重地歷史責任感的《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讀《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讀著讀著，不由得浮想翩翩。我總在想，如果中國60年代初沒有鄧拓的聲音，沒有鄧拓的身影，歷史將會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但是以鄧拓的才華和政治素質而言，如果當時中國的歷史環(huán)境有稍許民主寬松的話，鄧拓留給我們的將會更多。再由鄧拓，順便想到老舍、田家英、吳晗、廖沫沙、田漢……一批批中國精英與才子的經歷與結局，便不得不得出“專制將扼殺創(chuàng)造性與才華”的結論。中國歷史包括當代史，在這個問題上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或者說血淚的史實太多太多了。一切仁人志土，有責任在這個問題上做更多深層次的思考，做更多更實際的努力，保護中國人的創(chuàng)造性，保護中國的才子。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