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最具爭議及傳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屬。多年來，他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他的長文《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他的許多文論曾送到最高領導層，受到廣泛注意。何新沒有讀完大學，但他曾被中國國家權威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聘為研究員。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在理論方法上卻信仰馬克思主義。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溫州滄南，5歲隨父親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過9年。在這9年中，他從事過多種職業(yè)。當過農民，鑄造工人，由于寫信反對文革運動而成為反革命，挨過斗、坐過牢。這個時期最戲劇化的一段經歷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在當時重新開放的北京圖書館里閱讀書籍。在這流浪的一年中，他經常每天只能吃兩個燒餅一碗豆腐湯，棲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圖書館的閱覽室里，他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爾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的美學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熱拉斯的著作。1975年以后，他成為黑龍江省一個小縣城友誼縣的教師。1977年恢復高考，他被錄取到黑龍江一所大學，但不到一年，便自動退學，回到北京。他認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學里耗費4年時光，謀取一個文憑命運證明他的自信是對的。1979年他應聘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代課老師，教授古代漢語及古代財經文選。一年以后到中國祥科院。先在科研局作秘書，由于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擔任歷史學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開始獨立從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學所工作，被聘為助理研究員（1985），副研究員（1987），研究員（1990）。這些職稱，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學術上的杰出表現(xiàn)而被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破格特別批準的。1991年何新進入全國政協(xié)，被特殊安排為專職委員。他除了以大量精力從事歷史、考古、語言、神話方面的研究外，同時也密切關注著對于我國國家發(fā)展、屆族生存最緊迫的現(xiàn)實經濟、政治和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并隨時將其研究成果的建議，直接向黨和國家領導提出報告。1990年秋，他應日本著名人士德間康快之邀訪問日本，會見了后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參議員宮澤喜一。歸國后就日本對華政策動向向國家最高領導作了匯報。在歸國后寫的研究報告中，他在國內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貨幣經濟集團（美元、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1992年3月他應古巴亞太研究中心和駐華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訪問古巴，卡斯特羅專門安排會見他，與他共進晚餐并在我國駐駐古大使的陪同下，極其破例地與他進行了9小時的長談。歸國后他將古巴經濟、政治社會情況向中央作了實事求是的報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貿易的建議?？ㄋ固亓_曾希望了到古巴擔任亞太研究中心的主任。1993年在日本富士電視臺專程安排下，在北京對他的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聯(lián)席進行了特邀采訪，在與托夫勒的對話中，何新展示了他對21世紀人類前景和面臨問題的預測和展望。何新以自己卓越的才華和獨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預言蘇聯(lián)改革必會失敗及國家將爭體，在1990年與日本教授的談話中指出中國面臨的經濟主要總是并不是“需求大于供給”而生產過剩，他在1993年向鄧小平及中央上書指出當時過熱的房增業(yè)可能成為“泡沫經濟”；他提出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權首先是溫飽權、生存權、發(fā)展權”的觀點被廣泛采納，成為中國回擊美國人權攻勢的武器；他的許多經濟學觀點由于密切聯(lián)系現(xiàn)實和具有務實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響了國家的決策。由于何新的特殊影響，他一度成為海內外各主要新聞機構追逐采訪的對象。采訪過他的包括美聯(lián)社、紐約時報、共同社、ABC、NHK、美國之音、路透社、獨立報、費加羅報等世界各大著名傳媒。1994年后，何新埋頭研究和寫作，拒絕與內外傳媒作直接接觸。也不再出席公開會議，講課講演，從公眾視線中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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